河南作为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，拥有丰富的石刻遗产。 除了遍布全省的石刻艺术外，色彩缤纷的汉代肖像石和各种碑志，更是灿若繁星。
由于河南是佛教在中国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，河南佛教寺院的建设热潮经久不衰。 一方面，佛像，特别是石刻，遍布全省。 一方面，则遗存有规模宏大的造像和造像碑。以龙门石窟为例，该石窟不仅拥有大小窟龛2100多个，造像10万余尊，即如其造像题记和其它碑刻更多达3600余通，是我国著名的佛教艺术宝库。在上千品的北魏造像题记中，最负盛名的当属《龙门二十品》，即《始平公造像记》、《孙秋生造像记》、《杨大眼造像记》、《魏灵藏造像记》、《高太妃造像记》、《侯太妃造像记》、《贺兰汗造像记》、《慈香造像记》、《元燮造像记》、《道匠造像记》、《尉迟造像记》、《高树造像记》、《元详造像记》、《郑长猷造像记》、《一弗造像记》、《惠感造像记》、《马振拜造像记》、《法生造像记》、《元祐造像记》、《解伯达造像记》。这些北魏造像记，书风雄强矫健，转折棱角分明，方笔露锋，和过去的书法相比，表现出了极强的变革精神，应是最成熟的北方书体，故被后世书家称为“魏碑体”。
汉画像石是指汉代建筑构件和棺椁上的浮雕或线刻画。汉画像石始于西汉中期，兴于东汉早期，衰落于东汉晚期。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，汉代上自皇亲国戚、达官显贵，下至官僚豪强、富商大贾，生前无不奢靡夸富，死则竞相厚葬。他们除在墓冢前设置石人石兽外，墓室多用石条建成，并在壁面上雕饰图案及历史人物故事等。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多彩多姿的汉画像石。
河南汉画像石分布地域主要集中于豫西南的南阳市和周围诸县等地；豫东的永城、夏邑等地；豫北的浚县、内黄、林州等地；豫中的襄城、叶县、郏县、舞阳、登封、新密、禹州和许昌等地。这些地方多属汉代的南阳郡、颍川郡和梁国故地等。可以说，正是当年的繁华富庶，引来了王公贵族生前聚族而居，死后就地安息。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推南阳画像石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现由全省文物部门保存的画像石约2000余品，其中，约3\4都在在南阳地区。南阳画像石不仅数量多，而且内容丰富，无论是天上的星象神灵，山林的珍禽瑞兽，人间的众生百态，邈远的神话传说，史籍中的先贤圣哲，无不兼容并蓄，融会贯通，向后人展现了一个五彩缤纷、琳琅满目的大千世界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河南现存碑刻上万通。其中，现存延津文管所的汉《刘熊碑》、现存省博物院的汉《韩仁铭》碑、现存鄢陵的汉《尹宙碑》、现存临颖的《公卿将军上尊号奏》碑与《受禅表》碑、现存偃师的《临辟雍碑》等，都是不可多得的汉晋碑刻精品。唐、宋之际，碑刻大盛，规制也更加蔚为壮观。如现存登封的《大周封祀坛碑》、现存少林寺的《大唐太宗文武圣皇帝龙潜教书碑》、《大唐天后特制诗书碑》、现存嵩阳书院门前的《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》、现存偃师的《升仙太子碑》及《二帝圣教序碑》等，都是唐碑中的杰出代表。而刻立于北宋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，现存安阳西门豹祠的《西门大夫庙记碑》及现存新乡市红旗区的《大观圣作之碑》，则是宋碑中的佼佼者。
墓志萌于汉末，兴于两晋，传至明清而不衰。墓志不仅记载有死者的生平事迹，而且多涉及到重要历史事件和当时的风土人情。说起墓志，就不得不提一提历史上的禁碑运动。最早的禁碑运动发生在东汉末期汉献帝建安十年（公元206年）。其时曹操大权在握，他发现经过多年战争，天下凋敝，遂以劳民伤财为由，下令人死后不得厚葬，更不能立碑。此后经曹魏至晋武帝时期亦然。晋武帝还特别诏告天下曰：“碑表私美，兴虚伪莫大于此，一禁断之。”由于魏晋两朝屡申立碑之禁，于是人们变立碑为埋铭，将竖立在墓前的碑刻稍作改易，随棺埋入墓中，这就是墓志的前身。目前河南现存墓志约有5000余方，数量上以洛阳地区为最。其中，仅新安县一地就收藏有上千方。
刻经作为用石刻保存经文的另一种形式，始于东汉。如刻于东汉熹平年间的《熹平石经》和刻于曹魏时期的《正始石经》就是其杰出代表。这些石经，一般都要用几十块碑石连续刻出，其工程量及艰辛程度，实为今人难以想象。再如北宋嘉佑六年(1061)刻成的儒学经本，因系篆、楷两种书体刻写，故又称“二体石经”。书写者为当时的名手赵克继、杨仲南、章友直等。该石经刻成后立于东京(今开封)太学内，后经历代战争变乱，黄河水淹，致使散失和破坏严重。现仅搜得残石六块，即《周易》三块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孝经》各一块，分藏于河南省博物院、开封市博物馆等处。另外，现存于洛宁文化馆的《琅华馆帖刻石》、汝州文化馆的《汝帖刻石》、孟津王铎故里的《拟山园帖刻石》等，在传承中华书艺方面，都有着不可替代地作用。
不过说起河南碑刻，有两个概念要弄清：其一是曾在河南境内存身过的碑刻；其二是河南境内现有的已知碑刻。 济源论坛 济源书法
从古至今，河南境内先后究竟有过多少碑刻存身？随着时光的推移，世道的沧桑，恐怕已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道得明了。但河南境内现在还存有多少已出土碑刻？它们又主要集中在什么地方？搞清楚这些，对于今人而言，决非难事！据不完全统计，河南现存地面碑刻不下万通。在这上万通碑刻中，较有价值的当在2000通左右，比较著名的有500通左右。其中，最为著名的当在350通左右。
其实，对于名碑的评选标准，从来都是见仁见智的。比如同一通碑，一万个人也许会有一万个结论。但这并不等于名碑的评选标准就不存在。有这样三条原则，则为历代书法爱好者所公认。其一，该碑书艺超群，自成一派。其二，该碑撰文者、书丹者、镌刻者，甚至立碑者，在历史长河中拥有自己地一席之地。其三，该碑记录有或见证了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，是不可多得的历史物证。基于此，我们在广泛征求意见地基础上，结合现存碑刻的确切存立处，得出了河南现存著名碑刻当在350通左右的结论。
河南现存碑刻分布区域极广，可以说遍布河南全境。当然，郑州、洛阳、开封、南阳、安阳、济源以及登封、偃师、辉县、卫辉、汤阴等地，无疑是河南现存名碑的集中处。
由于这些碑刻自诞生之日起，历经汉魏晋、南北朝、隋唐、五代、宋辽、元明清，直至民国，可以说代有佳刻，千年不绝。从而被誉为“石刻史书”。
以现存于河南登封的《启母阙》为例，其本身就是启母庙的附属建筑；现存安阳的《鲁潜墓志》，直接记载有曹操墓的信息。再如《大唐龙潜教书碑》《桓臣范墓志》《平淮西碑》《赛因赤答忽墓志》等，和历史上的“秦王东征”“大唐复辟”“大唐中兴”“以明代元”等重大历史事件，无不一一照应。
再如河南孟津境内现存为数众多的碑刻中，有一通《明福王朱常洵圹志》，由于该碑涉及到“福王朱常洵的肉”最终是否是“被李自成的义军吃掉”？从而使其具有特别的意义。
关于福王朱常洵，《明史》上是有传的。作为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的皇三子，因其母郑贵妃得宠于神宗，从而子因母贵。朱常洵封藩洛阳“享有大国，著声藩辅”，地位十分显赫。福王朱常洵自明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）三月二十日就藩洛阳，到明崇祯十四年（1641）正月二十一日，被攻克洛阳的李自成造反军抓获处死，封国洛阳达27年之久。由于本人自小娇生惯养，视财如命，加之心胸狭隘，从而使其形象极其负面.
朱常洵平日恃仗是皇帝的至亲，到处兼并土地，并整日沉湎于声色之中。而广大农民食不果腹，天灾人祸，民不聊生。在李自成起义军压境之际，又誓死抵抗。当官兵和义军里应外合，攻克洛阳后，福王藏匿在迎恩寺内。朱由崧逃掉，朱常洵则被搜出捉拿。第二天，在城西周公庙内，由李自成主持处死。同时处决的还有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、河南知府亢孟桧等。洛阳当时是河南的军事、政治中心，李自成起义军攻克洛阳处死福王，对明朝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。据说，崇祯皇帝闻讯后，下令将总兵王绍禹斩立决，将河南巡抚李仙风逮捕治罪。兵部尚书，负责追剿李自成起义军的总指挥杨嗣昌则获罪自杀。
李自成造反军处死福王后，福王尸体的去向由于史书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，从而就成了一个悬念。清朝历代统治者站在自己立场上，为此大作文章。说洛阳城被李自成义军攻克后，“福王及世子由崧缒城去，王以体肥，不能远走，贼得而杀之，称其肉重三百六十余斤，脔分股割，与鹿肉同烹，群贼胪食，名曰：‘福鹿宴’”。相沿成习，这个说法已传了四百年。
据《明福王朱常洵圹志》所载：祭葬从优，一切丧礼视诸藩倍；大明崇祯十六年正月初八日，葬邙山之原。结合《明史》本传载：福王被杀后，“两承奉伏尸哭，贼摔之去。承奉呼曰：‘王死某不愿生，乞一棺收王骨，粉无所恨’。贼义而许之。桐棺一寸，载以断车。”志史对照，说明福王被义军杀害后，尸体仍存，并没有“被吃掉”。尸体既然仍存，何来“福鹿宴”一说。可见所谓的“福鹿宴”，完全是清朝统治者的杜撰，是对李自成义军的诬蔑。其意在于转移人们的视线，为自己的统治服务。
由此可见，由于碑刻内涵博大精深，不仅涉及到改朝换代、军事战争、自然灾害、地理疆域、水文天象、物价行情、宗教派系，而且还包括人物传记、古文考辨、书法荟萃、文学作品等，故而对纂志征事、正经补史、考字习书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 河南刻碑 河南书法碑刻
本文来自互联网
